10月11日，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定，任命卢柯为辽宁省人民政府副省长；10月11日上午，电子科技大学召开干部教师大会，宣布教育部党组关于电子科技大学校长任免的决定，曾勇担任电子科技大学校长；10月11日，北京市通州区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十六次会议决定，任命董明慧为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三项人事任命引起记者的关注，不仅仅是由于发生在同一天，更由于三位当事人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党外人士。其中卢柯为九三学社社员、曾勇为致公党党员、董明慧为民盟盟员。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从1978年至今，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作为多党合作制度建设中的重要一环，机制日益完善、成效日益显著。
从政策到实践——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越来越受到重视
今年6月，农工党党员于文明被任命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成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30年来首任党外正职局长。
党外代表人士是党和国家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始终把团结、培养党外代表人士作为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要方面，作为党治国理政的政治优势。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外人士在参加了新政权的一系列筹备和组建工作后，全方位高层次地参加国家政权。在中央人民政府6名副主席中，有两人是民主党派人士。在政务院下属34个部、委、院、署、行中均有民主党派人士任职，其中有11位民主党派人士担任正职，约占正职总数的三分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特点和优势，把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提高到新高度，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意见，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1989年和2005年，中共中央先后颁布《意见》，提出“应采取切实措施，选配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担任国务院及其有关部委和县以上地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领导职务”、“推举符合条件的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检察、审判机关的领导职务”、“要进一步加强培养选拔党外干部工作,各级后备干部队伍中应有适当数量的党外干部。要拓宽党外干部的选配领域,充分发挥党外领导干部的作用”，为党外人士的选拔、任用提供了政策依据。
到2005年，党外人士担任各级政府和司法部门县处级以上职务的有3万余人。2007年，时任致公党中央副主席的万钢被任命为科技部部长，这是自1970年6月民革中央原主席朱学范离任邮电部部长后，时隔37年再次由民主党派成员出任国务院部委正职。同年，当时还是无党派人士的陈竺被任命为卫生部部长。2008年，九三学社社员张健被任命为湖南省卫生厅厅长，成为湖南首位担任省政府组成部门正职的党外人士。
2012年，中共中央颁发《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中共中央名义制定的关于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专门文件，是指导新形势下统一战线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此后，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记者发现，在目前国务院组成部门及相关机构中，不乏党外人士的身影，如生态环境部副部长黄润秋（九三学社社员）、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九三学社社员）、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黄艳（无党派人士）、水利部副部长陆桂华（民盟盟员）等。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有党外副省长（副主席、副市长）29人。
除了政府部门及司法机关，高校也成为党外代表人士培养的重要源头，一大批政治坚定、业绩突出、群众认可的党外人士逐渐走上领导岗位。据201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31所中管高校中，有17所高校配有24名党外正副校长；教育部直属75所高校中，41所高校配有52名党外正副校长；112所“211工程”高校中，有54所高校配备72名党外正副校长。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许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都曾担任过高校领导职务，有的还担任正职，为广大党外人士创造了参加重大活动、重要事务的机会，加深了对国情、政情的了解，进一步丰富了他们的经历阅历、提高了能力素质。
从发现到储备——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激活一池春水
“骐骥虽疾，不遇伯乐，不致千里”，做好党外代表人士发掘培养，不断加大政治安排力度，是提高党外代表人士综合能力素质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统一战线事业持续发展的源头活水。改革开放以来，在一系列重要精神、文件、措施的指引下，党外代表人士的发展环境越来越好，成长空间越来越广。
2014年，民进会员倪闽景从上海市教委基础教育处处长岗位升任奉贤区副区长岗位不久，就脱产参加了一个党外代表人士思想作风建设专题培训班。150余名同班学员，都来自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的一份“小名单”。
这份2014年的“小名单”是“上海党外代表人士和党外优秀人才专项调研”的成果。除了这份总数为793人的“小名单”外，一起“出炉”的还有近4.4万人的“大名单”和近1.3万人的“中名单”。上海的这一举措，蓄满了党外代表人士的“蓄水池”。
新世纪以来，各地统战部门努力拓宽发现人才的视野，关注社会各领域崭露头角的党外人士，为培养党外代表人士涵养水源。如四川实施了重点掌握“党外旗帜性人物”100名、“党外代表人士”500名和“党外后备人才”1000名的“151”工程；青海在全面调查摸底、严格把握条件标准的基础上，完成了无党派人士人物库建设，初步实现了动态管理……
时代在变化。新一代党外代表人士成长的社会环境、实践基础和自身状况，既不同于老一辈党外代表人士，也不同于中共领导干部。因此，加强对这一群体教育和培训，造就一支“政治上坚定、专业上突出、群众中认同的高素质代表人士队伍”就显得尤为必要。
2010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2010-2020年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改革和发展纲要》，这是我国首个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的专门纲要，为未来十年党外人才教育培训工作描绘了蓝图。这既是巩固和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需要，也是执政党建设和参政党建设相互促进的需要。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做好新时代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必须着眼未来作好后备干部队伍层级梯次规划，构建“金字塔”型的良性发展结构，运营好人才储备这一源头活水，使后备人才队伍量足质优，为党外代表人士使用奠定良好基础。
从锻炼到使用——党外代表人士在历练中不断成长
今年6月，民革党员、北京中医医院急诊科主任姚卫海有了一个新职务：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彼时，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市委统战部召开第四批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启动会，11位来自各领域的党外人士将在一年时间内在北京市科委、环保局等单位挂职担任副局级领导职务。
北京市首批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启动于2011年，现任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现任民盟中央副主席郑功成等都参加了那次挂职。中共北京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齐静表示，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是市委聚焦党外“关键少数”，发现培养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的一种实践锻炼模式。
在全国层面，全国党外代表人士实践锻炼基地自2011年启动以来，已经先后有上海、甘肃、贵州、重庆、北京、四川、广西7个省份成为全国党外代表人士实践锻炼基地，为党外干部的成长和发展搭建了广阔的平台。
其实，党外干部挂职锻炼基地发轫于广西隆安。1998年，隆安县建立首家党外干部挂职锻炼基地，开创党外人士挂职锻炼先河。上海、重庆、江西分别于2008年、2009年和2010年建立了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基地，基地以提升党外代表人士综合能力素质为目标，树立党外代表人士“一线工作”思维，创造性开展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评价和肯定。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不厚其栋，不能任重”，“领导能力是经过不同层级、不同岗位、不同职务历练而成的”“要拿出一些岗位甚至是重要岗位培养党外干部……特别优秀的也可以放到正职岗位、重要岗位上去历练”。这是干部成长的普遍规律，党内党外概莫能外。
温室里长不出参天大树，只有当才气接上地气，人才方能成长得更快更好。对于参加挂职的党外干部来说，挂职锻炼经历带给他们的不仅仅是工作上的历练，更是思想境界的升华。在北京参与挂职的党外干部栗峥是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先后获法学、哲学、文学3个博士学位，他将挂职锻炼看作是打通理论与实践“任督二脉”的一次绝佳机会。他表示，党外干部通过挂职锻炼才能够更好地参政议政，因为参政议政的基础是入政、熟政，服务北京的前提是“懂”北京，如果不一头扎进新时代首都建设实践之中，就既没有发言权，更没有话语权。不接地气的才气就是傲气，缺乏对策的决策就是下策。这次挂职锻炼实现了跨领域交叉、跨区域融合、跨部门对话，让我们不仅懂得理论上的“风花雪月”，更知晓实务上的“柴米油盐”。
“贤者之有才，用之而后见。”使用是培养的目的，也是更高层次的培养。“要加大党外代表人士培养、选拔、使用工作力度，努力培养造就一支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较强代表性和参政议政能力的党外代表人士队伍。”习近平总书记为推进党外代表队伍建设指明了方向。在各地参与挂职锻炼的党外代表人士中，有相当一部分得到提拔或交流重用。在北京，前三批参与锻炼的24人中，在2018年年初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换届中，有22人成为全国人大代表或全国政协委员。其中，1人当选民主党派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4人当选民主党派中央副主席，2人当选民主党派市委会主委，2人任高校校长，1人任科研机构正职。
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党外代表人士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坚定拥护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参与者，在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党外代表人士不断增强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维护者、捍卫者和建设者，为新时代开创多党合作新局面奠定了坚实基础。
